成都线下贷款都看同盾 (征信业生变！监管突然加速、新军在发力，行业走到十字路口)

个人征信行业或再有大动作。

但对于过去三年多略显沉寂的个人征信行业来说，朴道征信的一小步，也算是行业的一大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先是朴道征信火速获批横空出世，紧接着央行又发布了《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这两个重磅动作，尤其《办法》的发布对行业带来的震动至今未消。

《办法》发布后的一个多月里，业内召开了诸多研讨会进行讨论。央行规范个人征信行业有序发展的态度和方向获得普遍认可，但针对《办法》中的一些具体条款，则有许多不同意见。引起较多争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若依此版本的《办法》，可能不利于市场的充分竞争，目前上千家第三方大数据公司将不得不转型甚至面临生存难题；二是，即使《办法》落地，但在执行层面，恐也面临不少困难。

张航（化名）是一家占据国内市场重要份额的大数据风控服务商的高管，他认为，自2017年八家个人征信试点公司被央行指全部不合格后，行业经过了三年多的低谷，如今监管突然加速，意在规范行业发展，但也将行业推到了十字路口。

业内对朴道征信的观望则是，它是否能从百行征信并不顺利的发展过程中吸取到一些经验，更进一步的市场化。

而这些新的变数将引导包含了上千家无牌照的第三方大数据公司在内的征信行业向何处去，将是多方力量的博弈。

重回聚光灯下

在寻找未来的方向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中国个人征信行业的历史。

原央行深圳分行在1992年推出的贷款证制度，可以看做国内征信行业的一个开端。这种纸质的贷款证上记录着企业概况，以及在不同银行的借贷情况，企业去银行贷款都要带着“贷款证”，以此来解决当时出现的多头借贷问题。

作为对比，同一时期的美国已建立了完善的、在计算机上运行的个人征信体系。如今美国三大征信机构的两家——Experian和Equifax——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1890年代。中国的个人征信行业在起步时，就已落后了一个世纪。

但两年后的2017年4月，8家试点机构没等来个人征信业务牌照，而是等来了验收不合格的结论。央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直指各家存在的主要问题：数据孤岛、信息采集使用问题、主体缺乏独立性。

2018年3月，由央行下属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下称“互金协会”）为大股东，8家试点机构各持股8％的百行征信正式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个人征信牌照的公司。这也意味着，8家机构想要独立持牌的愿望破灭。其中实力最强、期望也最高的芝麻信用，也在这一时期收缩业务，不再为金融借贷机构提供类征信服务，转向免押金租借等的信用生活场景。

同时，在2017年至2020年间，P2P、现金贷、大数据等行业乱象层出不穷，牵扯了央行等监管部门的许多精力，与之紧密联结的个人征信行业，被暂时放到了一旁。张航把2017年视为行业最后的疯狂，在严监管落地前，各种玩家享受着最后的暴利。

经过三年多的清理整顿，P2P清零，现金贷销声匿迹，大数据行业在抓了许多人之后也规范起来。此时，作为现代社会的金融基础设施之一，个人征信行业重新回到聚光灯下，监管部门也有了精力来重点推进。

这便是央行短短一个月内先后批准朴道征信成立、发布《办法》的背景。

行业规范化的核心之一是数据的规范化。

“征信和大数据有着基因层面的联系，征信机构的核心资产是数据，征信产品和服务是金融大数据技术落地的最佳场景之一。”刘新海在其著作《征信与大数据》一书中写道。

数据是信息时代的石油。但早期监管未能跟上这一新技术领域的发展，逐利的玩家们在宽松的环境中使用各种手段非法获取、使用、交易数据，如央行所说，行业处于无序发展的状态。2019年，由公安部牵头，对大数据行业的集中整治开始，多家行业知名公司被查，一大批人因此锒铛入狱。

央行对大数据的监管，也发生了变化。

陈际红表示，在集中整治之前，央行对于大数据风控态度模糊，“传统征信业务是要拿牌照的，但对于利用大数据这种方式去做征信的，没实际管过。”随着行业的发展，央行也转变了态度，要把大数据风控纳入到征信管理体系中。

此次《办法》的发布，就明确体现了这一点。自然，这也成为对业内影响最大的部分。

争议

《办法》共7章46条，主要内容包括将信用信息的定义范围从传统金融活动扩大到金融经济活动；对信用信息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提供、使用等全环节进行了规范；对信用信息安全进行了规定。

可以看到，如央行表示《办法》的制定原则之一是坚持征信为民的理念一样，《办法》在保护个人和企业作为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方面，做了诸多规定，具有积极意义。

但由于《办法》扩大信用信息的范围到金融经济活动，且将信用画像、信用评分、反欺诈等大数据公司主营的业务纳入征信业务范围内，同时规定主体为征信机构，引起了业内最主要的争议。

根据央行参事室副主任张韶华在一场针对该《办法》的研讨会上所说，目前国内第三方数据分析公司有1000多家。

若依照《办法》中的规定，目前国内上千家征信相关公司中只有三家持牌机构，其余非持牌公司可能就会面临业务关停或转型的命运。

张航作为潜在受影响较大的知名大数据风控服务商的高管，也认为《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往回走了。但他也指出，“换一个角度来说，它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去落地执行，我觉得还要画一个问号。”

央行参事室副主任张韶华在那场研讨会上也表示，1000多家第三方数据分析公司在解决借贷“白户”问题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建议不对其完全实行牌照管理，而是通过规范与之合作的金融机构，达到对其间接规制的目的。

当然，此次发布的《办法》是征求意见稿，本就做好了听取不同意见的准备。“可能会修改再发布，这是征信局一向的做法。”吴宇说。

但无论最后结果如何，目前出现的许多不同意见也表明，单靠现有持牌征信机构，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这从成立近3年的百行征信目前所处的局面可窥知一二。

百行的“尴尬”

如前所述，在8家个人征信试点机构全部验收不合格后，转而由互金协会持股36％，8家试点机构各持股8％的方式组建了中国第一家获得个人征信牌照的公司，董事长朱焕启曾长期任职于央行体系。

百行征信在1月29日召开的2021年度工作会议上披露，截止2020年底，百行征信累计拓展金融机构1887家，个人征信数据库收录1.63亿人的信息，所有产品的全年使用量3.16亿笔。

“对于我来说，至少目前我看不到一定要接百行的必要性。”丁成希说。

用张航的话说则是，经过过去几年的发展，大数据服务商们已经完全渗透到了金融机构里，让它们对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产生了依赖。与其问要不要摆脱大数据公司，不如问能不能摆脱得掉。

这便是如今征信行业的一个基本现状。

那么，百行征信为何含着金钥匙出生，却走到了如今一个略显“尴尬”的局面呢？

这里有百行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

其一，同盾和百融等公司成立在互金刚兴起的2013、2014年，利用先发优势和监管红利积累沉淀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是征信的核心资产。到百行成立的2018年，互金行业已经进入整治阶段，监管也趋严，百行没有时间和机遇再去积累同样庞大的数据。

其二，丁成希分析，成立之初百行的定位是对央行征信中心的补充，而非竞争关系。这导致百行既没有央行征信权威、传统的征信数据，也没能积累到足够的互金用户数据，数据覆盖面有限，竞争力打了折扣。

背后的原因业内也早有共识，虽然百行自称市场化公司，但百行在实际运作中，缺的正是市场化的基因。比如，8家试点机构持股相同且都是小股东，本身就不是市场化的体现。这种平均主义反倒削弱了股东们的积极性，难以发挥各自的优势。

相比之下，刚刚成立的朴道征信被外界认为在市场化上比百行进步不少。

但朴道征信面对的挑战并不比百行少。

十字路口

摆在朴道征信面前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数据。从零开始的朴道征信，如何快速扩充其征信数据库，是一个巨大挑战。

靠股东的资源来填充数据库，只是第一步。后续如何获取更多数据源，扩充数据的覆盖面，决定了朴道征信的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但在这方面，央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在2017年指出的数据孤岛、独立性问题，朴道征信的股东背景可能不会为其带来太多帮助。

这对朴道征信及许多大数据公司的独立性和利益冲突都提出了现实又严峻的挑战。

无论国内国外，个人数据隐私保护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民众的重视。央行此次发布的《办法》，也明显地体现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倾向。陈际红表示，数据确权和数据垄断是核心问题，“但是现在无论从业界到监管机构都没有答案。”

刘新海也表示，此次央行发布的《办法》之所以扩大了信用信息的定义范围，将更多行为纳入到征信业务管理体系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数据行业近年来出了不少乱象，政府就严管。“但是严管之后又可能扼杀很多创新。”

“现在大家都紧绷着。”刘新海说，他希望今后对数据监管的政策能重新调整，通过立法的不断完善，数据也能够开放和流通起来，这对征信行业也会有改善。

这是一个方向。

现实情况是，处于十字路口的上千家大数据风控公司，并不知道接下来的发展方向会被引向何处。